3大致来说，这意味着，法院可以依照其对于宪法的理解，宣布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与宪法不一致，但立法机关则有权依照其对宪法和法律合宪性的理解再次颁布被法院否定的法律，从而回应法院的质疑。

[124]在本文所涉知识的范围内不难理解，施米特对Verfassung的用法融合了其希腊－罗马文化教养。所以，Civitas的表达维持了亚里士多德宪法概念的主体际关系属性。

如果是命令或允许，针对的是正当的事情，禁止的是相反的事情。[12]但如果这些重装步兵排斥其他阶级参政，他们自己也构成寡头。[36]对它们进行分类，可知亚里士多德是在如下含意上使用该词： 1.宪法或政体。[23] 民主制的是雅典的宪法。尹田：《中国海域物权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有选举产生的元老院，共有28名元老，终身任职。译文借鉴王焕生的译文而不尽相同（同注57，第170页）。不论作何种选择，有一点是应当避免的，即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应当以与立法组织、程序、保障等完全相同的方式行使宪法解释权，否则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权力滥用和恣意，走向法治的反面。

在立法权与解释权两权分离的理论基础上，凡是在宪法体制上没有把宪法解释权交给普通司法机关行使的国家，都把这一重要权力赋予其专门建立的机构行使。但一般说来，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属于典型的同一机构行使立法与解释（司法属性）两种职能的体制，因此比较适合于组织分身术的适用。当需要对一项法律规范或其他文本作出解释时，通常是因为在该规范适用时产生了两种以上的理解。宪法法律的解释与宪法法律制定密切相关，但两者的属性有着根本的区别。

这看似有利于规则体系的完善，但因法律解释多适用于已经发生的事实，所以作为准立法的立法解释与法律不溯既往原则存在冲突。宪法解释不是制宪活动或修宪活动，也不是立法活动，而是宪法赋予特定机关的具有司法属性的法律实施活动。

如果由立法者对自己制定的法律作出解释，则会将所代表的利益渗透其中，有违解释者的中立地位。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无论是1954年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还是1982年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都未能真正落实。如果没有程序正义的保障，两种程序合而为一，解释也成了立法，立法也无异于解释，这将造成权力配置的混乱，最终会打破立法权与其他权力之间的平衡，对法治亦无益处。

其中原因十分复杂，但宪法解释理论的落后和混乱是我国宪法解释制度未得发展的重要原因。第一，认可宪法解释权的司法属性。这些人员不是常委会委员，也不受常委会指 挥，但常委会最终保留以立法的形式推翻宪法解释的权力。司法权是国家权力框架中的一个分支，是国家权力大循环的一个环节。

三是造成职权配置混乱。制定规则者的解释与其常规的立法行为难以区分，不可避免地在解释过程中加入新的立法意图。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体系中，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司法解释都占有一席之地，但这并不是说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行使的都是司法权。即使这一解释环节并无实质意义，但从形式上看这是法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法律解释学中，解释权属于司法权。作者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副主任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14-12-4 进入 蒋惠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解释制度 。由于权力属性不同，规则制定适用的是民主程序，而规则解释适用的是（准）司法程序。但是，如果以这种经验思维的方式赋予规则制定者最终的规则解释权，则是对法治的重大误解，甚至完全违反了法治原则。第二，宪法制定权与解释权两权分离。英国在2009年建立最高法院之前，违宪审查权和法律解释权由上议院的12名常任上诉法官独立行使，而不是上议院所有议员集体行使。

在我国，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宪法上既具有组织上的统一性，又具有职权上的分工性。在法国，因拿破仑不愿意将行政部门的争议交给普通法院管辖，因此设立了专门的行政法院。

即使在一种权力的微循环中有同一系统甚至同一机关行使几种权力的情况，如我国的立法解释制度、行政解释制度、行政复议制度等，但其结果往往也需要经过国家权力大循环框架中的司法制度的最终过滤审查，从而以司法权作为法律问题的最终确定者。当然，我国宪法解释权的司法属性并不必然要求由普通司法机关行使。

法律解释均因对现有规范含义的疑义或争议而启动，均基于适用过程中的特定事实而非一般事实而产生，解释的效力附属于立法，解释结论须在了解、听取争议双方的观点和理由之后得出，解释结果不溯既往。这就是典型的组织分身术的使用。

正是由于规则制定权与规则解释权的不同属性，因此不论是西方的权力分立模式，还是我国的职能分工制度，都采取了一个相同的权力结构模式：规则制定者不行使规则的解释、适用、执行权力。立法是对通过民主程序实现人类社会共识的认可和共同行为规则的确定，其本质属性在于其民主性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即使在一种权力的微循环中有同一系统甚至同一机关行使几种权力的情况，如我国的立法解释制度、行政解释制度、行政复议制度等，但其结果往往也需要经过国家权力大循环框架中的司法制度的最终过滤审查，从而以司法权作为法律问题的最终确定者。

但是，如果以这种经验思维的方式赋予规则制定者最终的规则解释权，则是对法治的重大误解，甚至完全违反了法治原则。这看似有利于规则体系的完善，但因法律解释多适用于已经发生的事实，所以作为准立法的立法解释与法律不溯既往原则存在冲突。

当然，像法国那样设立行政系统内部独立的行政法院的做法则是另外一种司法模式。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是在代表不同方面利益的立法者协商、妥协之后形成的规则，不同利益集团的意志贯穿其中。

但一般说来，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属于典型的同一机构行使立法与解释（司法属性）两种职能的体制，因此比较适合于组织分身术的适用。三是造成职权配置混乱。

立法是对通过民主程序实现人类社会共识的认可和共同行为规则的确定，其本质属性在于其民主性。当然，我国宪法解释权的司法属性并不必然要求由普通司法机关行使。依此理论，我国的宪法解释权无论从解释组织、解释程序，还是从解释效力来说，都应当与修改宪法、制定法律的活动完全区分开来。如果没有程序正义的保障，两种程序合而为一，解释也成了立法，立法也无异于解释，这将造成权力配置的混乱，最终会打破立法权与其他权力之间的平衡，对法治亦无益处。

第一，认可宪法解释权的司法属性。即使这一解释环节并无实质意义，但从形式上看这是法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各国的现行制度更加彰显了宪法解释权的司法属性。法律解释均因对现有规范含义的疑义或争议而启动，均基于适用过程中的特定事实而非一般事实而产生，解释的效力附属于立法，解释结论须在了解、听取争议双方的观点和理由之后得出，解释结果不溯既往。

  无论是1954年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还是1982年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都未能真正落实。制定规则者的解释与其常规的立法行为难以区分，不可避免地在解释过程中加入新的立法意图。